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立于上海。当时正是新旧世纪的转折点，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转变。一群有志于通过文化出版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事业家和知识分子，把引进西学、开启民智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宗旨。在一个世纪的出版实践中，商务印书馆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在这百年的文化传播事业中，商务印书馆与法国作者紧密相连。1904年，严复翻译的孟德斯鸠的政治学名著《法意》，初版即由商务铅印发行。可以说，商务初期出版法国作者的作品是以这位中国近代翻译大家的译作为开端的。
法国作者的作品进入中国是以哲学著作、政治思想著作为其先声的。在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梁启超、林长民、张东荪等作家和官僚创办尚志学会，大力引进西方文化。商务在1918年出版了《尚志学会丛书》。1919年，梁启超访问欧洲，以中国在野名人的身份和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及其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法国各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尤为难得的是，他在巴黎拜会了著名哲学家柏格森，相谈甚欢。梁启超等一行还参观了卢梭写作《社会契约论》的故居。梁启超返国后，即于1920年组织了共学社，翻译西学著作。这一计划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有力支持。负责商务编译事务的张元济致信梁启超，“请速决定译辑新书计划”，双方商定了合作办法。梁启超说，共学社的宗旨在于“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社中主要业务在编译各书”，并且已经与商务印书馆定有契约。时值新文化运动勃兴，商务印书馆开始大量翻译出版西方思想学术著作，每年拨款2万元给共学社充作经费，“译印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学社丛书》。
《尚志学会丛书》和《共学社丛书》性质相当。大抵都分为时代、教育、经济、通俗、文学、科学、哲学、哲人笔记、史学、俄罗斯文学诸类。选书标准以浅近简明为主。特别重要的名著由共学社评议会议定后，再由译员译出，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两套丛书前后出版了100多种。从《尚志学会丛书》和《共学社丛书》的书目来看，法国作者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文化方面。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被梁启超誉为“新派哲学巨子”的柏格森的代表著作《时间与意志自由》、《创化论》、《物质与记忆》、《形而上学序论》和《笑之研究》，达5部之多；社会心理学家勒朋的《意见与信仰》、《群众心理》、《革命心理》、《政治心理》。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彭加勒的《科学之价值》。
不难看出，《尚志学会丛书》和《共学社丛书》着重介绍柏格森和勒朋的著作是有其时代需要的。柏格森哲学，于传统哲学开一新境界。“哲学基础既动，社会学随之，生物学上之社会考察与心理学上之社会考察，当因之转移。国家学亦连累之。”张东荪在勒朋的《革命心理》中文本序中指出：“辛亥革命以后，吾方思取彼（指勒朋）所说群众心理之理，以研究革命。而其著革命之心理又出版矣。”柏格森、勒朋的学说正被借用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状况。
继《尚志学会丛书》和《共学社丛书》之后，学术丛书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为最著名，所收法国作者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如笛卡尔的《方法论》，柏格森的《心力》，孔德的《实证主义概观》，勒朋的《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迪尔凯姆的《社会分工论》，卢梭的《社约论》、《爱弥尔》，G．Olph－Gailhard的《战后经济财政史》，狄骥的《公法要义》、《宪法学》，鲍烈帝斯的《中立与和平》，饶勒斯的《新军论》，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科学与方法》，提格亨的《比较文学论》，夏尔·瑟诺博司的《古代文化史》、《中古及近代文化史》、《现代文化史》，勒南的《耶稣传》，安德烈·莫洛亚的《人生五大问题》、《服尔德传》、《屠格涅夫传》，罗曼罗兰的《弥盖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等等。这套丛书中法国作者的作品选择更宽泛，包括哲学、政治学、史学、心理学、教育、宗教、社会学、法学直至人物传记。除了当世作家的著作外，还有经典作家的作品。像笛卡尔、卢梭、勒南、孔德等无疑都是经典作家，他们的著作几乎都是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是本世纪前半叶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学术著作丛书。
1879年，以古文名家的林纾着手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他的译作风靡全国，初版虽在福州木刻刊印，但1924年由商务出版铅印本后，影响更广。
在商务自1903年起出版的《说部丛书》中，有不少是法国作家的作品，其中不乏名家名作。比如巴尔扎克的《哀叹录》（人间喜剧选译），凡尔纳的《八十日》（八十天环游地球），雨果的《孤星泪》（悲惨世界）、《双雄义死录》（九三年），当然也有无名作家之作。但题材包括科幻、言情、伦理、侦探、历史、社会诸项。1921年，中国新文学的重要团体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合作编译《文学研究会丛书》。法语文学作品出版有莫里哀的《悭吝人》，梅特林克的《青鸟》、《梅脱灵戏剧集》，福楼拜的《波华荔夫人传》（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遗产》，法朗士的《波纳尔之罪》、《艺林外史》。1928年，该会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还收有卢梭的《忏悔录》，《法国短篇小说集》，《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集》，左拉的《娜娜》、《酒窟》，乔治桑的《小芳黛》，莫泊桑的《笔尔和哲安》，莫里哀的《莫里哀全集》（一）、《史嘉本的诡计》、《伪善者》，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此外，还出版了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编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新译本），拉辛的《昂朵马格》，高乃依的《熙德》，及由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辑的巴尔扎克《欧贞尼·葛郎代》、《从妹贝德》，左拉的《卢贡家族的家运》。《中法文化丛书》（虞赛的情诗）、《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伏尔太的《甘地特》）、《世界文学丛书》（英文本）也介绍了不少法国作家，大多是法国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些作家的作品还出版了多种译本，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在《说部丛书》中题为《孤星泪》，而在《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以《可怜的人》重译出版。法国文学、甚至法语文学进入中国，为新兴的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借鉴，为中国读者带来了新的视野和丰富的精神享受。
法国作者的作品继政治思想文化著作和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之后，包罗更广、学科更齐备的法国作品陆续引入。经济学方面出版有夏尔·纪德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协作》、《消费协社》、《农业经济》，西格费里德的《统制经济》，萨斯腓尔的《美国金融新制》；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中国科学家严济慈翻译的《理论力学纲要》，威希奥和蒙泰尔的《高等数学大纲》，波柏利埃的《近世几何学练习》，沙尔多利的《细胞的生命》、《细胞和生命的起源》，达斯特的《生与死》；科普读物有法布尔的《我们的地球》、《昆虫记》；法学有狄骥的《宪法学》、《公法的变迁》；教育学有贝纳的《儿童学的新观念》；还有城市规划方面的《明日之城市》（戈必意著）。
中国早期法语教学用书，有些直接译自法国作者的著作，有些虽由国人编写，实际上也脱胎于法语教材，再加上适合中国学生的内容。这样的作品有《华法启蒙》、《法语初步》、《图解初学法文读本》、《汉译法语启蒙》、《中学法文文法》、《最新中法文会话》，等等。有些课本图文并茂，形式生动多样，很便于法语学习。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作者的著作中，还有一批法国汉学家和东方学家所著的汉学和东方学著作。这些法国学者包括多桑、伯希和、沙畹、莱维、马伯乐、格鲁塞等。冯承钧先生是这批著作的主要译者，他选取一些考证中国及亚洲史地、语言、宗教的著作，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有利于“楚材晋用”，从世界整体观出发，旁考与中国有关的诸民族的事迹，研究中国历史。
5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向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出版范围从原先的综合性出版转向“以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商务出版法国作者的作品自然也转到哲学、社会科学和语文教学方面。
从60年代开始，法国思想家的著作被更系统、更全面地译介到中国。法国思想大家狄德罗、卢梭、伏尔泰等的主要著作，都出版了中译本。从1981年汇编为丛书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看，收入丛书的法国作品虽多为古典学术名著，但也有当代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从霍尔巴赫、拉·梅特利、帕斯卡尔等，一直到当代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达到近百种。这样的译介规模在中国出版界应该说并不多见。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学术界、读书界的需要，商务着重了选题的开拓。在经典学术方面，翻译出版了一批法国大家的作品。比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基佐的《法国文明史》、孔德的《论实证精神》，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等。在法国当代学术文化方面，重点译介了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如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法兰西的特性》，马克·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还有法国新史学作品《蒙塔尤》、勒高夫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等等。这些译作的出版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学术评传如《勒内·笛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戴格拉夫的《孟德斯鸠传》、安德烈·比利的《狄德罗传》、裴化行的《利玛窦评传》、艾芙·居礼的《居礼夫人传》也都颇具特色。
除了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外，近年来，商务还在出版法国学术普及读物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在法国驻华使馆的支持下，商务出版了颇具盛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从3000多种原著中，精心挑选了200种，至今已有100种与读者见面。这套丛书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有些学科在中国还是首次译介。丛书虽是学术普及读物，但仍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甫一面世，就在读者中产生了不小的反响。
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国学术著作，向来以选题严谨、译文质量高著称。商务早期翻译法文著作，限于当时法文人才有限，有些著作还从英文版转译，但译者通常都是对该学科研究有素的学者。比如柏格森的著作，既有译自法文的，也有译自英文的。但译者像张东荪，本人即是哲学家。到后来，法国作者的经典学术著作大多直接译自法文。
随着时代的推移，学术的进步，为了追求译本的高质量，适应时代的语言变化，经典重译成为商务的一大特色。不少经典著作都经过了一译再译。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徐百齐、丘瑾璋1936年的译本题为《社约论》，收在《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1963年出版了何兆武的新译《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出版了吴绪和李常山两种译本；孟德斯鸠的《法意》有张雁深的新译《论法的精神》等等。
在100多年的出版历程中，商务印书馆把法国作者的著作介绍到中国，对中法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而法国作者们把商务印书馆当作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现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的戴仁先生，早在1978年就以《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商务也出版了其中译本。随着中法文化交流的日趋密切，商务近期还将出版阿兰·杜汉的《我们能共同生存吗？》，阿兰·佩雷菲特的《中国的觉醒》，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对哲学的赞美》，布尔迪厄的《区分》、《再生产》、《国家精英》，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德勒兹访谈录》等。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法国作者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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